网络问政促中国民主政治前行

“朋友们，大家好!”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面对网民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以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为标志，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网民地位及其话语权获官方认可的开始。

对政府而言，网络问政加快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对公众来说，网络问政提升了政治参与热情与能力。公众以最便捷的方式参政议政，政府得以反思政策得失，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并在与公众的互动中逐步转变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中央高层亲密“触网” 地方领导心牵“网事”

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创刊6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胡锦涛说，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治，也是一个重要渠道。

“这不仅是对网络民意的肯定，更体现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自信与勇气。”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当总书记也成为网友》的评论指出，只有20年历史的互联网，给传统中国人带来的，除了生活方式的变革，更有执政理念的更新。网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意聚集地。

胡总书记亲自“触网”，对于推进中国网络问政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重视网络表达、倾听网民心声，正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进一步落实。互联网以其开放、平等、迅捷的特性，日益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新渠道。

从2009年至201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前夕与网友“勾指相约”，回应的话题几乎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活的所有热点。温总理表示，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201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法制日报创刊30周年之际同样选择“上网听民意”。周永康在交流中透露，从2010年3月开始，中央政法委机关每个月都会将网民意见和建议汇总，这些意见连同各地群众来信的情况经其批转至各有关部门，将予以解决或吸收采纳。

而在中央高层以实际行动支持网络问政发展的前后，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也在以不同方式与网民交流互动，主动了解网民所感、所思和所需，并将听取到的意见建议指导现实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回响。

2006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创全国之先，选择通过互联网向全省为湖南第九次党代会征集建议，结果共收到5000份来自网民的热忱建言。次年春节，张春贤还在红网论坛以本名注册发帖向网友拜年，这一举动又引发热议。张春贤成为当时与网民走得最近的地方高官。

2008年5月，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就江西的发展建设公开在媒体上求计问策。6月2日，20多位为江西发展建言献策的代表及广大网民与苏荣展开交流，对于网民提出的有关“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江西对外开放战略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苏荣都一一认真作答。

2009年4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动与12名民间人士对话，这些平日习惯上网发帖的“意见领袖”有了与省委书记直接对话的机会。之后，“南方民间智库”应运而生，政府和网民间有了更有效的交流平台，网络问政提升到更深层次。

从2008年至今，汪洋已经五年五会网友。无论是鼓励“放肆”发言，还是“允许群众骂娘”，汪洋对待网络意见的开放态度得到媒体广泛认可。在今年8月发表在《求是》的文章中，汪洋指出，创设网络视频信访平台，积极拓展网络问政，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有效形式之一。

“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上述要求，将通过网络问政的形式得到最广范围的实现，网络问政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途径。

地方创新探索不停步 微博涌现名人迭出

曾以电视直播的形式检验政府整改践诺情况而引发强烈关注的武汉市，今年5月又举行了国内首个网络问政会，市城管局、市城建委、市房管局负责人齐聚现场接受众网民质询。仅第一场主题为“违章建设与保障房质量”的问政会，就吸引来20余万网友点击，留言也超过了8000条。

有勇气直面网民疑问的并非只有武汉市的官员。2008年10月11日，中共睢宁县委召开第十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并首次由网络直播会议全程。县委书记和县长在摄像机面前，当场回答了网贴和电话提出的问题，这一切都被记录在“今日睢宁”网的直播页面上。

现在，“有问题上网”成为江苏睢宁县很多市民解决身边困难的选择。据统计，睢宁县的网络论坛仅在西祠胡同就有80多个。积极推进网络问政发展的原睢宁县委书记、现苏州市纪委书记王天琦认为，网络不是洪水猛兽，官员要学会从虚拟社会中寻求问题的现实解决。

广东河源市在2009年、2010年分别凭借“公仆信箱”和“公仆微博”入选“广东网络问政十大经典案例”。近年来，河源市积极探索构建“三纵六连六统”网上信访平台，在网络问政机制创新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在原河源市委书记、现广州市市长陈建华看来，网络问政的顺利开展，离不开相关制度建设。在打造网上信访平台、拓宽联系群众渠道的基础上，河源市还将干部年度考核成绩与网络问政结果挂钩，着力健全网络问政的长效机制。

在河南郑州，随着媒体网络事项督办中心在2011年7月揭牌成立，网络问政实际上已经走向了“网络行政”——政府从单方面收集、了解网民诉求，转变为建立网下抓落实、全程接受网民监督的新机制。

2010年11月21日，网络舆情处置联席会议制度在郑州正式运转。郑州市规定，网络舆情处置联席会议的会议决定等同于市委、市政府的会议决定，必须严格落实。到去年，郑州市已经畅通媒体网络事项督办中心、网络舆情处置联席会议、中原网“心通桥”三大网络民意诉求渠道，形成受理、跟踪、督办三位一体的“网络行政”格局。

作为地方探索网络问政机制创新、搭建官民互动新平台的一个组成部分，2010年以来，以各级政府、部门名义注册的官方政务微博大量涌现。统计显示，到2011年底，国内党政机构微博已有32358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微博时代对促进政府规范自身行为，努力遏制腐败，改变作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上海交大公共关系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也指出，我国政务微博内容僵化、互动性较低、缺乏制度保障等缺点亟待改进。

“政务微博不是单向性的传播，对于政府有了更高的要求，光靠过去应对的模式行不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表示，如果政府仅仅认为微博的功能就是传播消息，则完全失去了开微博的本质意义。

除政府官方微博外，以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蔡奇为代表的一批官员还开设了个人实名微博。蔡奇也因行政级别高、活跃度高、语言亲切，成为官员开微博的代表。

“有些官员担心上网有风险，还有人问我，被‘拍砖’怎么办?我认为，既然上网就要有雅量、有勇气，微博上还要有些个性的东西和自己的话语，不能怕这怕那、束手束脚，大家希望看到官员的另一面。”已经拥有690万“粉丝”的蔡奇对“打理”个人微博有着自己的理解。

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章剑华、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云南红河州州委宣传部长伍皓、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这些官员同样是有着较高知名度的微博名人。目前我国党政干部微博开通数已近两万，学会写好、用好微博已是官员的“必修课”。

网民从围观走向参与 网络监督受肯定

2003年3月，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意外身亡成为互联网上仅次于非典报道的热门新闻。在广州街头闲逛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随身携带暂住证被警方带去盘查，朋友几次保人未果，数天后因所谓突发“心脏病”而猝死在收容站内。

事件经披露后，网上迅速掀起议论热潮。网民剖析事件细节，质疑孙志刚死因，并直指收容遣送制度的不合理性。最后，在媒体、学者和网民的共同努力下，事件真相得以查明，乔燕琴等责任人被处以重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也在不久后被废止。该事件成为网络问政方兴未艾之际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此后，2005年佘祥林杀妻冤案、2009年“邓玉娇刺官案”、农民工“开胸验肺”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的调查过程中，网民对新闻的快速传播、及时跟踪和热烈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有关部门的调查效率，并最终改变了事件主人公的命运。

近年呈现的一种趋势表明，网民已不再仅仅作为围观者的角色出现，而成为了直接参与者，在车船税法、醉驾入刑、个税法草案等法律法规的修改过程中，有了越来越洪亮的“草根声音”。

2011年，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起征点由3000元调至3500元。而当初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二审稿对3000元起征点并未修改。小组审议时，有委员指出，网上意见要求提高起征点的占83%，若草案未充分回应，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最后做出调整，可以说正是23.7万条网民意见影响下的结果。

更有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以来审议通过的30多部法律都是通过网上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征求网民意见、反映网络民情已经成为我国制定法律法规的必要程序。

网民积极参与网络问政的热情，特别体现在揭发、举报政府官员腐败行为方面。

在2008年12月之前，周久耕还享受着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的头衔带给自己的黑色利益。周开会照片悄然上网后，火眼金睛的网友扒出了“九五至尊”和“江诗丹顿”，小细节牵出了大贪官。后经调查发现，周久耕先后利用职务之便，分25次收受贿赂人民币107.1万余元和港币11万元。

有着同样“遭遇”还有原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2010年2月，网友“含仙子”在天涯社区发帖展示“局长日记”，日记主人韩峰自述与他人发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和不正当经济往来。纪检部门介入后逐步查明，韩峰确多次收受承建商的贿赂款共计48.2万元及价值30万元的商品房一套。

周久耕与韩峰的相继落马，被认为是充分发挥网络反腐威力的示范。据媒体报道，近8年来中国内地有25个省区市出现过118起网络反腐事件。2008年至今，每年网络反腐事件都在10起以上，2009年为14起，而2011年尤其突出，达到近50起。

不能否认的是，打着网络反腐却恶意中伤的事例也时有发生。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指出，网络反腐是民众参与廉政建设的一种途径，但在给腐败官员带来巨大杀伤力的同时，涉嫌“有罪推定”的网络反腐，一旦把握不好度，就易侵犯公民隐私权。

2010年底首次发布的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中，网络监督被评价为“一种反应快、影响大、参与面广的新兴舆论监督方式”，白皮书还提出要使包括网络监督在内的各种舆论监督在法制轨道上运行。这表明，网络监督未来将在中央的支持和法律约束、保护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 贾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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